孩子們天生是不怕犯錯的，他們的原始世界裡面並沒有絕對的對錯，起心動念大多是好不好玩、有沒有成就感。
後天的社會制約，讓孩子懂得秩序跟框架，懂得去呼應大人們的期待。但很多時候也就學會了害怕犯錯、逃避挫折的負面態度。
真正的長期成功者往往是不怕犯錯的。更多時候，策略性的去試誤，能夠學到更多、抓到更多成長契機。
「You are making a movie, not doing a heart surgery. Nobody is gonna die if you make a mistake or two. 」
「So relax. I make mistakes, too. Even after my 30+ years of filmmaking career and I’ve made 50+ films so far. You know how I did it? I make one big (studio) movie and then a small (independent) one because when I am making a big film, I know I have the studio’s money to make up my mistake if I make any. Then I can take this experience and go make my independent movie that has no money for me to spend. 」
「It’s okay to make mistakes.」
回首我的留學路：「不斷自認騙子，直到心理崩潰」後才明白的事
作者：ANN／做電影不是我的夢想（也不應該是你的）
第一次看到＂Impostor Syndrome＂這個詞，是在臉書營運長 Sheryl Sandberg 的著作《Lean In》（台譯：挺身而進）中——當時的感覺，就像是「有一個陌生人在我生活圈中很久，儘管對他很熟悉、卻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最後終於在認識了 7 年後，我們正式向對方自我介紹。」
Impostor Syndrome 常見的翻譯是「騙子綜合症」或是「冒名頂替症候群」，但這兩個名稱，我都覺得沒有真正描述出這個症狀的精髓——若是我，會將這位熟悉的陌生人命名為「老天爺，拜託大家千萬不要發現我是個騙子」症候群。
進入哥大校園的第一天，就開始了我的「自認拖油瓶」人生
23 歲那年夏天，我踏進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。對我來說，能考上台大都已經覺得是奇蹟了，更別說還能順利畢業、繼續念研究所——準備申請電影學校的時候，我不但沒拍過電影、沒寫過劇本，甚至連劇本「本人」長什麼樣子都沒看過。
接到錄取通知時，心裡其實不是高興而是鬆了口氣，暗自竊喜自己「成功把哥大教授矇住了」——當時的我，真心認為自己什麼都不會，只是很會寫 SOP，而且我的人生故事還算曲折、平時也讀蠻多小說與日本動漫，基本上光是靠生活中的素材，就能編出一些說得過去的故事與劇本。
由於沒想到第一次申請就會成功，我根本沒考慮過如何在電影學校生存下來的問題，果然開學之前的新生訓練，我就嘗到了苦頭。
新生訓練為期 5 天，全班 60 人被分為 12 組，必須在 4 天內完成一部 3 分鐘左右的短片，將於第 5 天放映——老師們的立意是好的，想藉此機會讓同學可以迅速熟悉彼此，分組時也刻意將不同國籍、不同背景、不同程度的學生分在一起。
但沒多久，我就瞭解到我是我們這組的「拖油瓶」：英國人 Rory 是位來自倫敦的帥哥，跟我年紀一樣，但來紐約之前在 BBC 作過 3 年剪輯助理；美籍菲律賓裔的 Gregg 是攝影師出身，約莫 28 歲；參與過 6 部電影長片製作的 Veronica 來自墨西哥——不肯透露真實年齡的她顯然比我們年紀都大也更有經驗；美國人 Ben 則是有著很獨特幽默感的編劇，大概 26 歲，據說之前已經寫過不少作品。
短片唯一的命題就是：「A 想向 B 要什麼（A wants something from B）」，除了長度之外，其他沒有任何限制。
Ben 迅速的講了一個故事想法，除了我以外大家都覺得很好笑，我也就非常配合地附和了這提案； Gregg 很自然地成了我們的攝影師，人緣好的 Rory 則開始指導拍攝； Veronica 很想主演儘管她的英文大家聽不懂⋯⋯而我，自願當舉話筒的收音員，因為這工作我至少做過一次，也知道它很難出錯。
我們每個人都參與演出、參與製作，還記得當我被迫得幫忙操作攝影機時，才第一次發現攝影機上面居然有那麼多按鈕，而我只認得 on/off 與 record。第 3 天下午，我們幾個人聚在剪輯室剪接——主要是 Ben 與 Gregg 在剪，Veronica 說要去找房子就跑走了，Rory 跟我坐在一旁閒聊，發現我不但不會用 Final Cut Pro，連 Mac 都不會用。他自告奮勇要教我，於是拿了我們的拍攝素材，花了 5 個鐘頭將最基本的 Mac 系統到 FCP 的使用方法通通教給了我——至今，我都非常感激他。
深怕自己被發現，開始下意識遠離「強者我同學」
第 5 天放映時，我更被我們班同學的水平嚇到了！似乎連教授也有點驚訝——完全是沒花錢、沒花太多時間與精力的「半玩樂性質短片」，居然有好幾部的創意與執行能力，都比許多我們看過的短片好（後來我們班的同學們有人自告奮勇幫所有的短片製作成 DVD，給我們這屆的人留作紀念）。
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，我開始害怕除了 Rory 之外的人，發現我是個大騙子（因為 Rory 顯然已經發現了）——上課的時候，老師很喜歡在提到某部電影時轉頭問學生「看過 XXX 片的請舉手」，60% 的時候我沒看過此片，這當中更有一半的時候，我是連聽都沒聽過這電影。但當我發現很多人都沒看過來，而且確信老師只是隨口問問、不會真的點人起來討論時，我偶而會混在人群裡把手舉起來⋯⋯。
編劇課很痛苦，因為你必須把自己寫的東西發給全班同學（12 人）做 table reading，這個過程就是你要把戲中的角色分配給同學，大家用半演出的方式「讀」（如同字面意義，你得大聲唸）完你的劇本（通常每次的進度是 12-15 頁，也就是約 12-15 分鐘的戲）。國際學生除非英文特別好，不然都很痛恨這個過程——因為我們的英文就是充滿了瑕疵、對話僵硬，聽到別人大聲唸出來的時候，真是恨不得挖個地洞鑽進去。
但這還不是最糟的。我很快發現班上的同學，各個臥虎藏龍：Bryan 以前是念哈佛公共行政，畢業後在歐洲打過職籃，然後跑去印度流浪與拍紀錄片 3 年；David 打過阿富汗戰爭，是退役軍人；另一位 Veronica 以前是某跨國企業的 VP ⋯⋯等，族繁不及備載。
於是在編劇課時，有人可以寫發生在駐蘇丹無國界醫生組織中的「懸疑驚悚片」；有的會寫阿富汗戰場上的人性糾葛和袍澤兄弟情；有的會寫 1920 年美國南方大家族的鬥爭⋯⋯等——這些對我來說都是遙不可及的題材。而跟他們相比，我寫的東西顯得既渺小又不真實。
於是，我不自覺地開始跟班上的人「保持安全距離」，非到萬不得已，才會跟他們一起拍片或出去玩——我只要不是在上學，就是在家裡抱著家庭號洋芋片或哈根達斯，邊吃邊瘋狂地看書與看片子。
心理崩潰
研究所一年級放寒假時，我第一次崩潰。
那時我們的寒假有個規定，是必須自己製作、導演與編劇一個 3 到 5 分鐘的短片，然後在開學前 3 天在導演課上放映。完成這個任務，才能拿到上學期導演課的學分，也才能登記新學期的課程。
我早早就拍完這個作業，戰戰兢兢地準備放映那天的到來，但就在這前一晚，我整夜無法入眠，半夜 3 點起來開始過度換氣、無法好好呼吸，然後開始大哭。
事後我才知道這似乎是俗稱的「恐慌症」，但當時只是覺得自己要窒息了，且無論如何我都提不起勇氣去學校。於是我打電話給同學，請他幫我向教授說我生病請假，會另外找時間跟教授約 office hour 解釋一切。
那天，我躲在房間角落顫抖著。一方面害怕被踢出學校，另一方面又偷偷希望他們這麼做，好結束我的痛苦。幾天後，我很誠實地跟教授說那天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並在她的辦公室，把我的片子放給她看——她完全沒有刁難我，只對我說這是每個人都必經的過程，有些人面對得早、有些人晚，但總之是逃避不了的。
離開她辦公室後，我並沒有因為聽到「大家都會這樣」而覺得比較開心，下學期已經開始了，一樣的戰鬥但不一樣的戰爭又展開了，我只能咬着牙繼續戰鬥。
就這樣，我的恐懼隨著時間愈來愈惡化，到了二年級的寒假，我不得不去學校輔導室尋求幫助，但跟我談過的老師建議我去找專業的心理治療師。
事實證明對我來說，心理治療也沒多大用處，只是浪費了我很多錢與時間而已——我依舊是靠著自己不知道哪裡來的力氣在死撐著。班上的人都不知道我內心的黑洞，因為我在他們面前依舊是裝著很吃得開的樣子，只有 Rory 與 Juan（一位非常愛侯孝賢導演的西班牙籍古巴人，他因為我是台灣人而跟我當朋友）知道，並常常在我沒開口請他們幫忙時就主動幫助我——如果沒有他們倆個，我幾乎是不可能撐得下去的，為此我一直很感激他們。
二年級的暑假，我就完成了畢業製作短片，因為我想 3 年就畢業而不是像多數人待 5 年。二年級如果能畢業，三、四、五年級就不用修課，可以繼續拿著學生身份或簽證；利用學校的資源拍片或是兼差。至於不想繼續待在學校的原因，一方面是我覺得自己進步的幅度很小——可能是因為我花很多時間在維持「我很行」的形象、而沒有真的好好學習；二方面是我需要工作賺錢。
但是，我隨即又想到，在學校裡「只要騙過老師與同學」就這麼辛苦；出去工作卻得騙倒整個世界的人，這又令我對畢業一事裹足不前⋯⋯。
轉機的曙光：來自王牌教授的一席話
就在這個時候，我們系上的王牌教授麥可．豪斯曼（ Michael Hausman ）出現了——他是大導演米洛斯．福曼（Milos Forman）的御用製片，一生拍片無數；我們系上所有製片組的校友，幾乎都是他的徒子徒孫。
在我修課的兩年期間，他都在外面拍片，等我第一次見到他時，是在我的畢業短片放映以及口試上。他問了我許多問題（他一開口基本上其他人都不太講話了），我則像個職業大騙子般地似乎把他也給矇住了。
口試完成後，有個小酒會，我趁這個機會向他要求要一個 office hour ，說我有些工作的問題想請教他。他說沒問題，但他在學校裡沒有辦公室，我只能去他個人的辦公室——他家客廳。
於是，我第二次跟 Michael Hausman 見面，就是在他豪華的公寓中。他太太幫我泡了茶之後就離開了，留下我一個人在客廳，跟 Michael 的各種水牛收藏品在一起。此時我又忍不住想「我到底是何德何能，可以坐在這裡⋯⋯」但還來不及找個藉口跑走，Michael 就像個慈祥的老爺爺，笑呵呵地出現了。
他跟我閒聊了一些他拍電影的事情，並帶我參觀他的電影獎盃與水牛收藏（他真的很愛水牛）後，我終於鼓起勇氣問他，自己深藏在心中已久，一直都很想知道答案的問題：「萬一我工作後，才發現自己根本不懂某些事情，或犯了大錯該怎麼辦？」；「其實我覺得自己什麼也不會，這樣怎麼做電影呢？」
以下是他的回答：
“You are making a movie, not doing a heart surgery. Nobody is gonna die if you make a mistake or two. So relax. I make mistakes, too. Even after my 30+ years of filmmaking career and I’ve made 50+ films so far. You know how I did it? I make one big (studio) movie and then a small (independent) one because when I am making a big film, I know I have the studio’s money to make up my mistake if I make any. Then I can take this experience and go make my independent movie that has no money for me to spend. It’s okay to make mistakes.“
「你是做電影的，不是心臟外科醫生。就算你犯了錯，也不會有人因此喪命，所以放輕鬆。即使是拍了 30 多年、超過 50 部電影的我也會犯錯，你知道我怎麼做嗎？我拍一部大型商業電影、然後拍一部獨立製片電影。因為我知道當我拍這些大片時，即便犯了錯也可以用這些大電影公司的錢埋單，然後我就能把（從錯誤中）所學到的經驗，用在不能靠錢解決問題的小電影上面。不要怕犯錯。」
他這一席話，讓我突然醒悟不少——是的，不要怕，錯了就錯了，錯了之後下次做對就好。開始工作之後，「不要怕犯錯」這五個字更一直支撐著我。直到能面對自己的恐懼時，我才真的開始進步，因為我開始直接對面我的不足，並想辦法去解決它，而不是逃避或裝飾它。
真正的大騙子，是完全騙過自己、拒絕進步的人
工作至今已經多年，我慢慢發現在電影這一行中，很多人才是真正的大騙子——差別在於他們不知道（或不願知道）自己是騙子，還真的以為自己很懂電影；以為一個人的職稱或名號，就等同於他 / 她的專業能力，犯了重大錯誤不但不承認，還愈陷愈深。
我開始感到慶幸，因為自己一路上儘管挫折重重、自我懷疑，仍遇到很多貴人指點我、幫助我，讓我一直都沒有太偏離正軌。
現在，我偶而還是會覺得自己是個騙子。就像現在完成這篇文章的時候，我都有點擔心眾讀者們是不是覺得剛才浪費了生命中的 10 分鐘，在讀這篇毫無意義的喃喃自語。
其實一開始，我是不太願意寫這專欄的，我害怕別人會覺得「這丫頭明明什麼都不懂，就敢在這裡大放厥詞談電影，不要丟人現眼了。」但是我告訴自己，如果有人看完文章有所收獲，我很感激與高興；如果有人覺得很爛，我很抱歉也會虛心接受批評——
可是我仍然會繼續寫下去，因為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表達自己的信念，藉此影響他人甚至是吸引想法相近的人彼此認識，不能因為害怕被人批評而退縮。
我的 Impostor Syndrome 也許永遠不會遠離我，不過它已經不再是個陌生人，而是我的一位朋友：時時提醒我要謙虛、要努力學習、要適時地聽取別人的批評——
但同時，也要知道什麼時候該把這位朋友暫時關到門外，相信自己的判斷，勇於嘗試，並且不要怕犯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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